上个世纪70年代末，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老师曾对我们几位任老身边的青年教师说：“任老师，那是大学问家，我们都是他的小学生”，当时他还用手指做了一个很小的比划，这自然是刘老的谦逊，但同时也说明任老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和影响，示意我们要珍惜跟师学习的难得机会。任老在中医学术上称得上“伟人”，他治学中医，总是着眼于整体大局的高度，着眼于继承、发扬中医事业的前途大计，像他那样具有扎实超人的基本功，高深精博的学问和做出诸多巨大成就的人，在当代中医学术界里算是寥若晨星。作为他的学生，我既感到荣幸自豪，又觉得惭愧不安，因为自己在做学问上，离恩师的期望和要求相距甚远，时有无地自容之感。但为了同道和后学了解和学习任老，时值纪念任老百年诞辰之际，谨将自己跟师亲身经历的事介绍二三。

　　从1978至1984年，我跟随任老，一是在北京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做教师，二是做任老的研究生。任老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他的谆谆教诲影响着我的一生。

任应秋和刘渡舟在一起

　　我1974年9月入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学习，1978年5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见到任老的第一天，他递给我一册《内经知要》单行本，要求我在一二个月内读完，并写出心得笔记。我接过书来，快速翻了翻，一看才七八十页，就对任老说：“这么薄得书，我几天就能完成，找本厚的给我吧。”这种以书的厚薄而定其内容难易的想法，让任老一下就察觉到我的无知。他抬眼看了看我，笑着说：“吹牛，那你读来试试看！”他的四川口音特别好听,“好，那我就试试看。”当我翻开卷上首篇《道生》第一页时，我就傻眼了。许多辞句似懂非懂，或者完全不懂，如“虚邪”、“贼风”、“月建”、“对冲”，等等，看完李念莪对原文的注释后，更觉得糊涂了。为了查找答案，我找来许多工具书，如：《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谢利恒的《中国医学大辞典》、《辞源》、旧版《辞海》等等。结果，这些工具书中的很多音读、解释，我也看不懂。顿时意识到，我的古文和中医基础是何等之差。《内经知要》这本小书可不简单！于是我倾注心力，把书中所有带疑问的《内经》原文、注释、读音，以及某些自己对原注释的理解等，一一记录，并要求自己能够完全理解，出声朗读，对书中所有《内经》原文要能够背诵。如此每日坚持，耗时近四个月，作笔记五、六大本，最终大功告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吹牛”了。在任老身边的几年中，他常对我说：“晓海啊，你的基础太差了，要加倍努力才行。”他常勉励我要像《礼记•中庸》所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数十年来，任老的这些教诲我始终铭记在心。

　　1978年9月，我们参加了“中医教师基础进修班”，与78级首届研究生同上基础课。任老要求我们精读《素问》、《灵枢》、《伤寒论》等中医经典著作，并力求能够背诵其中的主要篇章，《伤寒论》则要求背诵其脉证条文、方剂组成，甚至要求我们对其剂量，煎煮法及服法等都要熟记。总之是上什么课就背什么，如任老讲的《素问》、王玉川老师讲的《灵枢》、刘渡舟老师讲的《伤寒论》等。任老经常询问我们背诵经典的情况，有时还要我们当面背给他听。记得我用了近一个月把《伤寒论》（赵开美本）背了下来，在刘老的《伤寒论》终考上得到了好成绩，并对我后来的中医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2006年，美国国家针灸和东方医学资格认证委员会（National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NCCAOM）前主席Daniel Jiao，邀请我参加资格考试的出题审题会议。有一道选择题是关于“脾约证（Spleen Constrained Syndrome）”胃强脾弱的病机，其答案是“Normal Stomach Qi and Weak Spleen Qi”，翻译成中文为：“正常的胃气和虚弱的脾气”。我觉得这个英文答案有问题，马上想到了《伤寒论》第247条原文：“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数相搏，大便则鞕，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麻子仁丸”即“小承气汤”加麻仁、杏仁、芍药。显然“胃气强”在这里非指“正常的胃气”，而是指胃有邪热之气，所以仲景用含有“小承气汤”的“麻子仁丸”主治此证。当时有一位从纽约来的欧裔委员，坚持原句原意。她说她搞教学十几年，从来都是这么教学生的。于是我把《伤寒论》原文意思和麻子仁丸方义解释给她听，又找来中文版《伤寒论》的相关记载，并请来其他懂中文的委员发表意见，她很快就表示了赞同。此后，我被聘任为该委员会的专家委员至今。

任应秋在他的办公室

　　回想起初到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时，除了学习《内经知要》，任老还要求我们抓紧补习古文，攻破文字关。我问任老：“像我这样古文很差的人，怎样才能提高得快一点儿？”他说：“熟读《古文观止》，最好把全部文章都能背诵下来。”当时我有一套旧版竖排本的《古文观止》，全书220篇文章，能将其通读就需要下一番功夫，更别说背诵了，我真有点犯愁。于是我问周笃文老师（古文教研室主任）背书的必要性，他非常赞同任老的建议，并对我说：“任老是做学问的大家呀，他要你背诵《古文观止》，你会终身受益的。”想想任老17岁前就能背诵十三经，我现在背诵《古文观止》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我每日坚持背诵该书，到1979年考研之前，我已能背出书中的前116篇。由于有了点古文知识，我才能在79年顺利通过了研究生医古文入学考试。

　　提到练就“背功”，还得助于任老的“沙发”。这个浅灰褐色的双人座沙发，是“文革”中任老受到迫害时，被抄家后又归还回来的。任老把它留在了办公室，放置在南屋进门右侧的角落，成为大家开会时最喜欢坐的位置，也成了我每天清晨和周末背书的地方。《内经知要》、《伤寒论》、《古文观止》等，我都是在这个沙发上背得的。为保证所有背过的东西不会忘记，每到周末，我常常坐在沙发上连续背上六、七个小时，最长的几次近九个小时。因此，这个沙发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和背书连在一起的。

　　任老对我们的书写功夫要求也很严格，他常说：“写东西，字迹一定要工整清楚，这是对阅读者的尊重。”任老本人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看看任老写的讲稿、书稿，字字端庄工整、大方美观，令人享受。为了提高我们的书写能力，他要求我们每日练习毛笔字。每早一上班，他都要过目检查，写得好的地方标上红圈，有时还加上评语，时常当面指出每人的优缺点，并讲述改进提高的技巧和方法，使我们受益匪浅。由于我的进步较快，任老布置给我一个新任务：为教研室用小楷抄写一册明善本的《医方考》。于是我每日书写数页，坚持了近一年，完成了其主要内容部分。记得在1981年，我们研究生毕业前，有位同学因为毕业论文的笔体难认，任老令其重新抄写。当时已临近答辩日期，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近百页的文稿抄写得字字工整而无错，并要复写数份分送参与答辩的各位教授，其难度是很大的，我们都为他捏把汗。但这位同学硬是将其完成，让任老很满意。真是严师出高徒！

　　读研究生时，我的论文选题是林佩琴的《类证治裁》和王泰林的《西溪书屋夜话录》中有关肝病的肝气、肝风、肝火证治。初稿完后，请任老审阅。任老看后，皱着眉头说：“不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分析，要有自己的见解。”在跟随任老的数年里，他曾多次强调，做学问要有自己的分析，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就是要求我们不仅要搞懂“是什么”，更要花大力气去思考“为什么”，“怎么办（操作）”，“结果怎么样”，层层剖析，归纳总结，作出结论，形成自己的见解。看看任老从研究与讲授《内经》、创说中医各家学派，到稽山医案的医验实录，无处不是这种治学方法的范例。我的论文初稿只重论述其然，而缺乏论述其所以然，没有对讨论的主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经过任老的指导，加上自己的努力，我的论文最终获得通过。任老的“要有自己的分析，自己的见解”，从此成为我治学的座右铭。

　　在跟随任老读书的几年中，他传授给我们许多点石成金的治学方法。他曾说，在他年青时，同年中有许多聪明出众者，但在学术上最终有所建树者不多。人生短促，治学上贵在专一，不能在专业上变来变去；治学更需刻苦勤奋，持之以恒。他还说：熟读经典，不单是要背得，更是要深思；读书要“四到”，即目到、口到、心到、手到；读书要提要钩玄，要写读书笔记；思考要“三上”，即马上（车上）、枕上、厕上；中医治学要熟读深思，要博闻强记，要联系实际，要学以致用；写文章的诀窍在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要受束缚，其道理在于激发自主性和创造性思维。

　　记得1978年，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有三间屋，向北的一间是图书资料室，又是鲁兆麟老师（后来的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的办公室，我们和任老师都在朝南的那两间里。这两间是套间，青年教师在里间，任老的办公桌在外间，靠近门口，如果我们要出入教研室，必须经过任老的办公桌。任老的“坐功”我们可是领教了。除了去讲课，开会或外出，任老从不缺勤，他一坐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很少出门上厕所。任老不动，谁都不敢或不好意思动，总盼望着任老快点动动吧，我们也好出去走走或上个厕所。有时听到外屋椅子的响声，因为里间的门常关着，我们还以为任老要出门，冲出来一看，老人家还是稳坐在那里。有时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对任老说：“任老师，您怎么也不休息一下啊？”经过数月磨练，我们也逐渐练就出了一点“坐功”。

　　“任老师是活字典”，我一上学就听说过。初到教研室，我们活泼、好奇，有几次我们有意从《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中找到些难字、冷僻字，去问任老。任老多是马上告诉其字义和读音，有时他看一下那个字，然后听其口中默诵有词，突然开口一下子道出那字的许多字义及引伸义，那都是出自“十三经”的《尔雅》啊。我们读研究生期间，社会上出现了几位耳部具有识字特异功能的儿童，有人还把他们请到北京中医学院来表演。新华社发消息时，想知道古代文献中是否有类似的记载，于是通过卫生部找到了任老，任老很快就在《列子•仲尼》中找到了有关的记载，使学者、时人都震惊佩服。

　　任老一生著述等身，但写东西时总是不紧不慢，很少停笔，往往一气呵成，很少见其在稿纸上涂改。有一次，某位老师见到任老把一次写成的书稿准备送往出版社时，惊讶地说：“任老，您这是一遍就成啊？！”“对头！”任老用四川口音回答，任老打腹稿的真功夫可见一斑。

　　任老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但他有个休息的绝招，他可以坐着，眼睛睁着打盹儿，有时面部还保持着笑容，我亲眼见过几次，任老确实有做学问的魔力神功。

李晓海及各家学说教研室的几位同事与任老合影

　　在中医界，任老不仅是大学问家，也是我们学习做人的楷模。在跟随任老期间，任老批评某人，或提意见，总是当其面，从不背后指责和议论他人。每次任老与我谈话，总是当面批评我，指出我的不足，所以每见到任老，我总有点胆怯和惭愧，但是其他同学对我说，任老总是夸你，让我们向你学习。对本校及全国的同辈老中医，任老从来都是表达尊重之意，让我们向其学习，毫无门户之见。

　　任老对研究生要求严格，有时甚至是严厉，但又倍加关爱。1979年有8名学生同在其门下：78级的朱勉生、张兆云、张朝和；79级的高春媛、陈文国、严季澜、秦玉龙和我。任老总是根据每人的能力、水平等具体情况给以有针对性的指导，并在百忙中不断地询问检查其进展。在论文准备和答辩时，任老提问题非常尖锐，但在学位授予上尽可能让其通过，为每人的将来发展创造条件。

　　任老一生勤苦治学，在我跟随他的数年里，极少见他参加什么文体活动。记得有一次任老去学院礼堂看电影，到那儿后才发现，电影已在一周前就演过了。任老曾告诉我们，“打扫卫生”就是他锻炼身体的主要方法。几乎是每一天，任老一早上班来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擦桌、扫地、拖地板，因此我们的办公室总是那么整洁、干净。他还经常带领大家打扫教研室门前的楼道和公厕的卫生，当时还年轻力壮的我们，看到任老弯着腰，扫地、拖地、刷洗茅厕，感到非常过意不去，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他必做的事情。

　　1984年五、六月间，任老因患肺癌住在东直门医院，我和教研室其他几位老师前去看望。一年多的疾病折磨和手术，老人家已很虚弱，但仍握握每人的手，叮嘱我们努力学习，搞好工作，发扬中医事业。我们强忍着泪水，心情十分沉重和难过。是年10月，任老病逝。

　　任应秋老师为了弘扬中医，为了培养造就中医青年一代，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正像他1979年诗中所写：不作人师作人梯，奋将肩臂当阶墀；青年攀上高峰去，愿学春蚕吐尽丝。

任应秋为七七级毕业生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