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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石国璧】|问道岐黄八十载,矢志求索中医路

发布日期:2015-05-18

 

有一位老先生从陇上走来,

他出身中医世家,

他是北中医首届高材生,

他是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

他退休后在美国讲学行医十余年……

大学读书期间,他曾联合同学上书国务院,为学校的建设献言献策,引起毛主席、周总理对北中医的重视,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解决北中医的建设问题,决定北中医就在北京办好,校址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会同北京市解决,教员从全国调配,加速了北中医初期的建设;任职副厅长期间依然每周坚持出2次门诊;他曾多次带领医疗队,奔赴灾区,用中医药方法抗击白喉、霍乱、克山病等传染病,曾经接诊的70余例白喉病人无一死亡;退休后从零开始,远赴美国,克服了语言交流、从业资格、经济条件等诸多障碍,讲学行医历经十余年,在外国人的身上验证着中医药的神奇。

他是石国璧,从医63载,今年81

有如璧玉在漫长人生岁月的洗礼中愈发温润、珍贵

60多个春秋里写满了他对中医事业的热爱与执着

写满了他在中医道路上的传奇经历

如今,他重返母校北京中医药大学

接受医道雅轩独家专访

穿越岁月沧桑,依然在用生命传承着原汁原味的中医、

(下文代表石国璧;代表石老的夫人张秀娟;"":记者)

 

石国璧——国医之璧

 

中医之于石老

是人生的启蒙

——石老谈童年的成长历程

是人生的信念

——石老谈执着追求中医事业的动力

是人生的求索

——石老谈求学北中医的经历

是人生的回忆

——石老谈最难忘一次的临床经历

是人生的突破

——石老谈在美国行医的心路历程

 

中医——人生的启蒙

记:出生于中医世家,您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这对您一生的中医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石:

我的祖母和父亲都是中医,尤其是我父亲是科班中医,我父亲字写得非常好。他从《四书》《五经》读起,读完去拜老师学中医,学成后开始悬壶济世。我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中学以前是没有接触过西医的。四九年那会甘肃的很多县城里是没有县医院的,部分有医院的也只是一两个医生。那时有人统计,全甘肃就只有12个西医师,而且主要在兰州这种省会大城市。老百姓们有了病都是看中医,去中医师开的药店,中医大夫坐堂,病人看完病配完药就走了。如果病人病重了,就请医生去家里看病,再配药,都是这样的形式。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家里有个药店,现在看就是个中医诊所吧。父亲给病人看病,然后配药。

 

 

我很小就认识了当归,川芎啊这些药材;就知道藿香正气丸是治什么病的,肚子疼胃疼就吃藿香正气丸,吃上就管事。平常所看见父亲治的那些病,确实是效果很好。那时候农村人容易长脓包疮,反复迁延,很难医治,我父亲就自制一种药叫一扫光,里面含有苍术、黄柏、黄连等药材,做成药粉,配上香油,敷在脓疮处,敷上几次就好了。我小时候割麦子的时候,不小心镰刀把手划了一下,血淌出来了,父亲就在地里採上小蓟一捏,贴在伤口处,血马上就止住了,小蓟是止血的,一下子就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父亲出去采药的时候有时会把我带上,一边采药,一边告诉我这个是防风,那个是公英,这个是地丁……采回来以后洗药、切药、炮制。那会我就帮着烧火、拉风箱,父亲就炒药,像枳壳用麸皮炒,白术用土炒等等,包括炒到什么火候,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很多东西就在我脑子里记下了,我从小就没有怀疑过中医的疗效,因为看的太多了。

 

 

1935年,红军长征到我们那,我们那里属于陕甘宁边区(甘肃宁县),当时红军就驻扎在我们村,有些住在我们家,我父亲就给伤病员看病。后来1940年的时候国共摩擦,打了一仗,红军向后撤了几十里,我们那个地方就成了国民党的统治区了,特务向国民党反应说我父亲给红军看过病,国民党就把我父亲抓起来了,对我父亲严刑拷打。我家那时相当困难,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没有生活来源,就靠着亲戚的救济生活。国民党监狱不管饭,我还得给我父亲送饭,一天送两次饭,那会我才五、六岁。途中会路过一个地主家,他家有只大黄狗,那狗特别凶,我特别害怕,每次路过那里都很犯怵。有一次,我去给国民党挖战壕,我们家里没有人,让每家都派一个人,我就去了。邻居家还有个小孩也去挖战壕,我俩就比赛,看谁锹土锹的远,结果监工过来了,给了我两耳光,把我脸都打肿了。我父亲后来又被抓进监狱一次。但是我父亲依然不改变立场,1948年那时彭德怀带着部队从宝鸡那边过来进入边区,路过我们那里,就有些伤病员,国民党就到处抓这些伤兵员。我父亲就把其中一个解放军伤员藏在一个破窑洞里,每天送饭、换药,把病给治好了,一直照顾到解放。在当时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我父亲就凭着病人要救的信念坚持着。

 

 

我曾写了一篇文章《父亲把我领上学医之路》,我认为他老人家,不光是一名医生,还是一名教育家。我小时候,他就教导我人要诚实,要实在,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复给我讲这些。对于医学做学问,我父亲就说,你要记住这句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别人一次能学会,你一百次也得学会;别人十次能学会,你学一千次总能学会。这句话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所以我在学习上一直都不服输!我们俩在美国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相当的艰苦。我就有那个信心,别人能站住脚,我也能。我就要看看中医在美国人身上灵不灵。主要是这个思想信念在支撑。

 

 

中医——人生的信念

记:是怎样的动力让您一生执着追求中医事业?

石:

我从小就没有怀疑过中医的效果,从小就耳濡目染,我们家所有病都是中医来看。我和我母亲得的肠伤寒很严重,几乎快死了,都是我父亲用中医中药治好的。对于中医的效果我就没有怀疑过。

 

 

还有一个是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我工作后两次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劳动人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在甘肃最穷的地方,我待了两年,现在我一想到那两年,就是贫苦农民的生活场景,我当时住的地方,全家一冬天可能只有一条棉裤,甚至都没有,有单裤穿都算好的。床上没有席,吃的是棒子面糊糊,拌着野菜,很艰苦。以前万里副总理说:农民一要吃饱肚子,二要穿上裤子,三要住上房子。现在国家扶贫做的比较好,这些基本上都做到了。但是说要拿出很多钱来看病,还是做不到的,靠种庄稼的收入毕竟是有限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于农民来说尤为明显,所以他们有病了怎么办?你知道了他们的现状,作为一名中医能够为他们看病,为他们解决医疗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支撑我的动力之一。【因此我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国家若不大力发展中医事业,要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那将是一句空话。】



 

中医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国人民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有丰富的内涵。中医看病不受地点、时间、条件限制,在不在医院、有没有检查设备没有关系,这也是我从政后仍然能坚持看病的原因之一;只要有疗效,病人就找你。我下乡、出差、开会走到哪看到哪,虽然累一些,看到能帮到病人,心里也高兴。


 

 

 

中医——人生的求索

记: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毕业生,您求学北中医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什么学习经验与我们分享?

石:

 

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一批全国优秀的、高水平的、一流的好老师,这是我一生都受益的。秦伯未老师、任应秋老师、刘渡舟老师、方鸣谦老师、陈慎吾老师、祝谌予老师、于道济老师、李介鸣老师、董建华老师、杨甲三、孙华士、谢海洲、耿鉴庭、刘弼臣等中医老师,教西医基础课的老师有邱树华、刘国隆、巩固本、陶晋舆、曹治权、齐治甲、刘建国、贲长恩、金恩波等老师,……..这些老师都是全国一流的高水平的,带着我们学习,给我们讲课,而且他们真的是爱生如子。我们在大跃进期间耽误了些课程,后来补课的时候,秦伯未老师和任应秋老师又把《内经》给我们讲了一遍。他们除了大课堂讲课以外,还会用课余时间给我们辅导,每礼拜一、三、五晚上辅导张景岳的《类经》,一字一句的给我们讲解。有一次,任老的女儿发高烧,任老照顾了一夜没有睡觉,眼睛都熬红了,依然坚持给我们辅导,我跟任老说,任老您今天太累了先休息一天吧。任老说:不行,我得抓紧时间给你们讲解,因为你们在校时间不长了。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我上大学之前的老师是张汉祥老师,张老师和方鸣谦、方和谦老师是师兄弟,当年都是拜方鸣谦老师的父亲学的中医,后来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张老师去了甘肃,我在甘肃省中医院工作时跟张老师侍诊、学习。我考取北京中医学院以后,张汉祥老师带我去拜访方鸣谦老师,跟我说这是你方伯父,以后跟着你伯父好好学。方伯父就让我礼拜天去他家,给我讲他的经验,有时留我吃完饭才回学校。许多老师都是这样,那真是爱生如子,拿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毕业以后,好多老师依然是只要有机会还给我们传授经验。刘渡舟老师70年刚从牛棚出来,到甘肃去参加一个中医培训班,我去接待的他们,刘老晚上在饭店里就把他的经验讲给我,治什么病用什么方子,他看病我就跟着他抄方子。董建华老师去甘肃会诊看病,也把我叫上,我就在旁边跟着抄方子。这些老师不管我们在学校,还是毕业后,都把我们当自己孩子一样对待。老师都亲切叫我国璧。

 

 

一个好大学好在哪里,最主要的是有好老师,没有好老师,是出不了好学生的。我们这一期学生之所以学的好,很大程度与这一批高水平的好老师有关系。他们白天带我们出诊,晚上给我们讲课,恨不得倾囊相授,就怕我们知道的太少,这种师生之间的感情是没办法讲的。现在的教师有些是缺少这种感情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临床实践。我们上山下乡、下矿、下军营的经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一上学就是《内经》《伤寒》《本草》,并且是按原文讲的。一直讲到1958年我们去门头沟见习,去门头沟见习了一个来月,收获很大。1959年从35号开始,全年级又一次下矿实习,去城子矿、门头沟、小黑山,去那里的医院实习四个多月,老师也是白天出门诊,晚上讲课,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休息日。我这六年里收获最大的是临床实践。

 

 

1958年我们是第一次去门头沟煤矿见习。我们晚上睡在针灸床上,白天把铺盖一卷,就给工人看病。老师白天带我们出诊,晚上给我们上课。当时是杨甲三老师是指导老师,有一个病人我印象特别深,截瘫,下半身不能动,第一次看病是拿门板抬进来的。杨老师就给他做针灸、配药。治到第三次,就可以自己走进来了。以后我碰见这类病人,我也用杨老师的方法,针灸加中药治疗,也都治好了。现在回想起来,老师当年上课讲的那些东西印象相对会淡些;但是临床上看的病例,都是亲眼见到的病人,亲眼见着他们是如何被治好的,这些东西就忘不了,到现在印象依然都很深刻。有人说,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习时间,但是我现在觉得,上山下乡是耽误了一些上课时间,但是在临床实践中接受的教育却让我们受益一辈子。接触到了中医临床之后,中医专业思想、中医思维和信念得到巩固了。

 

 

譬如中医书上的危证,有哪些症状表现,我们在1961年抢救人命的时候,都见到了。病人危候循衣摸床、喃喃自语是什么样子,都看到了。还有一个病人是痢疾,开始的时候脉又沉又细,没有力量。突然有一天病人脉搏很大,我当时还很高兴,因为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这脉起来了,以为是病好转了。但是过了一会病人就死了。这时候我才认识到《濒湖脉学》里的那句口诀:浮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久病碰见浮大脉,是危候。我才体会到李时珍的脉学是从实践中总结的,不是凭空得来的。这些东西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这些例子亲眼见了之后,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第三点就是要适当的参加社会工作和劳动。

1959年从35号,我们去城子矿实习,去了二十多个同学 4位指导老师,当时学校没有派老师带队,让我和张吉俩个人带队。我参加矿党委,我从矿领导处了解矿上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回来和文娱委员一说,(就是后来的甘肃中医学院院长贾斌),他一布置,大家就编节目,编完就在广播上播放,工人一听哪里来的这些人,对我们这么熟悉,都觉得很惊讶。那时我们进食堂先不吃饭,帮着洗碗、洗碟子,择菜、洗菜,做完了我们再吃饭。大师傅们都觉得这些大学生没有一点架子,真是我们工人的大学生。食堂大师傅说,不管是几点,只要北京中医学院的师生来,24小时都有饭吃。工人看完病后,有些人不会熬药,我们就熬好了给送过去。我们到工人单身宿舍,有些被子好久没拆洗了,女同学就帮人拆洗。好多工人都感动的掉泪,我们走的时候,700多工人自动的送我们到火车站,难捨难分。所以当时在城子矿下矿的30几个学校中,反映最好的就是我们学校。后来城子矿就作为我们长期的实习基地。

 

 

建校初期我们经常参加劳动。咱们学校建校的时候初期在北门仓,后在海运仓,海运仓院子里有好几座庙,因为那块地要盖楼,庙就给拆了。那个庙的大樑是上好楠木,拿一把锯子都锯不动,特别结实,也特别重,拆下来之后,很多人一起都搬不动,我找了89个力气大的同学,一抬就给抬走了。我们去城子矿实习时,一个礼拜要下两次矿井,采煤的那些程序,除了打眼、放炮没做过,其他都做了。劳动完了以后,从矿井出来,吐的痰都是黑的。参加十三陵劳动,是往汽车上装沙石子。别人一担子担两个筐,我一担子担四个筐。那时候力气大得很,结果把挺厚的扁担都弄折了。我们和解放军做比赛,四分钟装一车沙子,速度很快。所以从十三陵劳动以后,每当遇到劳动时,同学都会和十三陵劳动相比,强度差远了,我们就不怕了。每年我们去农村给农民看病、劳动。美国现在也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学习,见见农村的样子,咱们现在也可以短时期的把孩子送到农村去体验一下有好处。

记:您从这些劳动中收获了什么?

石:

对身体的锻炼和体验生活都有益处。还有一点就是和工人、农民的感情不一样了,因为你就知道了,工人、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是不简单的。你就会千方百计的要为他们解决问题。为什么要给他们拆洗被子、洗衣服、熬药,都是因为对工人的感情变化了。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团总支书记,党支部组织委员,我是劳动在前,同学都很尊重我。那时候学校没有专职的管理老师,做学生工作。都是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约我谈话的同学很多,都得排队,在晚饭后就排上一两个同学,谈完都十点多了,我才到会议室里看书,看到一、两点。我上大学之前,已经当了三年大夫了,就不存在专业思想问题了,我就能给别人做思想工作。我当时把报纸和参考消息里的内容综合一下,过一个时期给大家做个时事报告,同学们都很爱听。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也说过错话,对此我在校庆30周年同学聚会上做过自我批评,向有些同学做过道歉。

 

 

人的一生大学时代就是黄金时代。我大学时期,现在回忆起来,就是社会工作占据我时间太多。那时候团总支底下有五个支部,我要布置工作;同时我还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这六年我们吸收了16个党员,并且有些同学的材料不足,都是我们自己去调查的。有一个同学是河南的,材料里没有家庭成分证明,支部要讨论她能否入党,我亲自跑去调查的。1960年那时候还吃不上饭,我自己坐火车去开封,住旅馆时店主把我领到厕所门口,他说:这就是你住的地方。我说:这怎么住呢?他说:就只有这个地方了,不行你就走。我就在靠厕所门的地上,铺上草躺在那儿,把材料抱在怀里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买不上去县城的车票,我就徒步走,一天走了一百二十华里。走到晚上还没到地方,到了一个镇上,我就找卫生院,我说:我是北京中医学院的,你能不能给我找个住的地方?他说:没有问题,给你腾个床。帮我腾个床住了一晚上。到了南召县,南召属于河南最南部,到大别山区了,招待所的所长听我是北京来的,特别照顾我给了我两个馒头,我也特别宝贝,就告诉自己,这两馒头不能轻易吃,到非不得已我再吃。我就把这两馒头装在提包里挂在墙上,挂到墙上又害怕掉下来,就拿个东西支着,我睡觉,结果听到老鼠的声音,起来就发现老鼠把那馒头咬了,当时觉得太可惜了。回来时路过郑州,我买了两碗胡辣汤,又买了几个包子,刚准备吃来着,结果的一下,包子就被抢走了。那时候是1960年人们吃不饱饭,要饭的特别多都是连要带抢。被抢走了以后,我看到几个娃娃围着我,眼巴巴的看着那碗胡辣汤,我就把那两碗胡辣汤给几个娃娃喝了。就这样,把材料调查回来,毕业前把这位同学的入党手续办了。这些社会工作占用了很多时间,当时学校规定同学都是六点起床,我就提前到五点起床,念一个小时的伤寒论、汤头歌等。我就感觉这六年我的社会工作太多,如果不是被占了这些时间,我学得会更扎实的。

 

中医——人生的回忆

记:能否给我们讲讲您行医60余年的过程中最难忘的一次临床经历?

石:

 

我跟着我父亲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搐麻病,抽搐的那种,西医说是缺钙,现在看来不完全是缺钙的问题,光补钙也不能完全治愈。我父亲给那人扎针、吃药,很快就解决问题了。还有就是上学期间杨甲三老师带我们到门头沟实习时治疗的一个截瘫病人,开始时是几个人拿门板抬进来的,治到第三次是拄上拐棍自己走进来的。这些例子很多了。也有些是我自己看好的,有一个病人,感冒后在卫生所治疗拿的退烧药,吃的病人大汗出、体虚、走路都走不动。我就用苓桂术甘汤加减,几付药吃了以后,咳痰也少了、人也精神了。还有个病人也是感冒以后咳嗽,西医诊断是气管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抗生素都不好,我看完以后,诊断为脾虚,用的是补中益气汤加减,吃完药就一次比一次好。实习完以后我们都要写心得的,我就写了一个论补土生金。我从这补土生金,想到了中医的胃气,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就叫试论胃气,结果毕业典礼上任应秋老师代表教师讲话时,还表扬了我的毕业论文,他说我的论文把胃气讲的好,还有针灸的内容,因为我用了一句话要想身体安,三里常不干。常针灸足三里有养护胃气的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在学校学习的讲课内容有些印象不太深刻了,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学到的,印象特别深忘不了。例如城子矿还有一个工人,感冒以后,受凉,阴茎向肚子方向回抽,工人害怕影响小便,自己想办法用绳子拴住阴茎,绑在腰上。孙华士老师一看,这叫寒中少阴,麻黄附子细辛汤,几付药就解决了。我俩在美国也碰见过这类病人,这西医没办法,西医全身系统检查了三次都没问题,我俩一看,寒中少阴,麻黄附子细辛汤,他就见效,很快就好了。
 

中医——人生的突破

记:您去美国的初衷是什么呢?

石:

有一个美国朋友邀请我去讲学,一直没有安排开时间,我退休以后他又邀请我们俩去讲学,我们讲完了就准备回国了。有许多朋友劝我们留下来,他们说你退休了,急急忙忙回去干什么?留下看看美国吧。有一个朋友就用激将法,说美国是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有真本事你就待下,没真本事你就走。我说我就要看一下,我的本事真不真,实际我也想看一下中医在美国人身上灵不灵。

 

 

我们俩就租了一间房子,空空的,啥都没有,我女儿的一个同学给我借了一床被子,借了一个床单,就铺在地板上睡觉,我们俩看到外面有人扔出来的床垫子,我们俩就搬回来用。美国没有收废品的,都是垃圾车来拉,只要在规定时间把不要的东西按规定分类放在外面就行,垃圾车过来就拉走了。我俩看见别人有比较好的床垫子,就把原先用的烂的扔出去换一个,电视机、家具基本上都是外面捡的、朋友送的,吃饭就吃简单的,连理发的钱都节省,我头发长的盖着耳朵了,都是张老师给我剪的。

张:

他头发长了我给他剪,就为省那点理发钱。因为还不知道新的一天能不能挣到钱。房租要付,生活费要有,交通费要支出,这些都是必须支出的。所以该省的一定要省。

石:

朋友跟我们讲,来到美国之后,一切从零开始,不能向后看,只能向前看。向后看我当过厅长,国内我还有房子,出门有车坐,和在美国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所以我只能往前看。我是憋了一股劲,别人能站住脚我也一定能站住,我就是要看看中医的疗效。

记:您在《中医在美国》一书中也提及与张老师初到美国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二位走下去?

石:

 

那会真是又聋又哑又瞎。路上标的全是英语,人家说话听不懂,很麻烦。我们俩开始在英语学院学英语,半年交了几百块钱,早上我们俩六点多就起床往英语学院跑,八点到十点学两个小时英语,十点我就赶快坐地铁去打工,我打工那地方坐地铁得一个小时,地铁完了以后跑着过几个街口上班,上班时间是早上十一点到晚上八点半,九个半小时,有时候八点半还走不了,病人来了还得看,有时候十点我才能离开诊所。我一路小跑上地铁,地铁晚上黑人多,新闻上经常会报道这被儿抢了那儿被抢了,晚上坐地铁都挺害怕,朋友告诉我,坐地铁往中间坐,中间车厢有开关门的工作人员。身上经常装点钱,遇见抢钱的人就说“money here”!免得他们抢不到钱给你两刀,划不来。下了地铁我还得跑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才能到我家。

 

 

有了针灸执照以后,我们俩开了个诊所,比打工好。打工我什么样的老板都遇到过,有的老板真差劲,他不懂专业知识他还指挥你。大家评论,老板好一点的是美国人,然后是台湾人。我最后一个老板是台湾人,我问他你为什么对职工这么好,他说我也是从打工开始的,我不打工我怎么知道这个企业是怎么管理的,我也能体会打工的难处。

 

张:

考针灸执照的时候,先是他拿中文考,考完了他还要英语的三个大学学分,但是对老人家来说太困难了。我就拿英语考。

石:

要么是托福及格,要么是要三个大学学分,我就为那三个大学学分费脑筋了,我俩跑了纽约的好多大学,最后纽约大学给我入学通知,让我去参加入学考试,拿上高中毕业证明,进了考场,发现都是青年学生,发了一大堆考卷和入学登记表,我看着这一大堆考卷就发呆了,旁边一位黑人姑娘对我说:你赶快答吧,还坐下发愣干什么?我正要答呢,监考过来了,他看我戴着老花镜,戴着助听器,他说我:你不在这儿考。我问他在哪里考,他说:你去参加残疾人考试。我说残疾人在哪儿考,他说你去问办公室。我俩到了办公室,他问我是什么残疾,我说我耳聋。他又问我会不会手语,我说我不会,他说不会手语不能参加考试,我们俩就又走了好几个大学,最后有两个大学给我寄来入学通知,但是我们俩考虑到入学以后,得等语言过关了,才能开始学有学分的课,她一算至少得两年,比较困难。别人给我们出主意让我们考照相专业容易点,但我俩咨询教育部门,说照相、艺术都不能算学分。并且医学的学分还不算,必须是医学以外的才算。她一算起码得两年,下不来,最后,张老师决定用英语来考,加班加点学习了半年多,最后用英语考取了执照。

 

 

我吃那些苦,就是要看看中医在美国人身上灵不灵。因为纽约是全世界人群的聚集地,哪里的人都有。全世界各族裔的人群基本上都可以在纽约见到。我俩在纽约十几年给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族裔的人都看过病,这个中医的疗效有目共睹。因为我俩在看病的时候一片西药不能用,一针都不能打,用了就是违法的,只能用中药和针灸,而且外国人他们来看中医的时候都是自掏腰包的,因为中医药是不在他们的医保范围的,针灸也是部分才给报的。他们在大医院治不好,来找我们说试一下,试试看行不行,有些是口碑相传互相介绍来的。

张:

 

疗效是真的。这个你说的再好没有用,广告做的再大也没用。经过治疗,难受的地方不难受了,病治好了。往往是一个人带一家,再带亲戚,韩国的带韩国的,荷兰的带荷兰的,波兰的带波兰的,就是这么口口相传的。

石:

把波兰人病看好了,他就给我带来一帮波兰人。而且还有从波兰叫来的。有许多病西医检查没有问题,但是病人自觉很痛苦,中医有很大的优势,只要有症状,我们就有诊断,有诊断就有理法方药。美国西医不能像咱们国家的西医,试治一下,一般他不敢的,美国人维权意识强,你不能没有根据就用这个药或者那个药,滥用是要有官司的。所以我们在美国行医时,一般都是要买误医保险的。

 

 

中医只要你辩证正确,用药得当,就有效果。就像有个黑人,在美国纽约大学医院住院,血糖600mg%(美国还用这个单位)多,住院治疗后降到400mg%,再降不下来了,怎么都降不下来了。他想试着吃一下中药,我给他服用了十几剂中药。血糖从400mg%降到了150mg%,高兴得不得了。还有一位犹太裔的美国人,血糖长期300mg%多,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调理一下,我就试试。他吃了二十几付药以后由300mg%多降到100mg%多,最后降到92mg%,他说绝对是你中药的作用,我多年就没降到过这程度,这次我是把胰岛素和西药停了吃的中药,这绝对是你中药的作用。我没想到中药比胰岛素还灵。

 

 

还有一个老师患者,晚上出汗,一晚上得换两次衣服,影响睡觉,工作没精神,美国大医院跑遍了,没给解决,想吃中药调理。我给他吃中药调理,结果一次比一次好,他说他都没想到这二十多年的病一个多月就解决了,中医药太神奇了。

 

 

还有一个是跨国公司大老板的妻子,肠癌肝转移,肝脏很大,都超过脐下几寸,她的家人带她来,坐都坐不住,别人扶着,我摸的脉,不能吃,不能睡,结果吃了十几付药以后,她丈夫来了说她现在能吃能睡,我就很高兴。她丈夫是跨国公司的老板,离纽约很远,在南卡罗来那州,她就坐飞机到新泽西,再坐车到我们这里来,两个礼拜来一次。后来经过治疗,我一摸,肿瘤已经小了四指,她丈夫说,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可惜的是,医院给她化疗去了,肾衰竭去世了。一想起那个病人我就感到很痛心,那家人非常好,孩子也孝顺。我治疗肿瘤多例,都有一定效果。所以我们俩形成一个思想,我们不赞成化疗。咱们治疗肿瘤,是通过用中药调节病人的免疫功能,提高病人的自身修复能力。化疗是直接拿毒药想把癌细胞杀死,结果把正常细胞也杀得一塌糊涂。张老师形容这像拿一挺机枪,见人就杀,好的坏的一起杀,你说病人能有好结果么。最近美国有个华裔的科学家,他在研究免疫,他说化疗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五。还有美国科学家提出来化疗能加速转移。有些人提出来化疗增加癌细胞的干细胞,为什么治疗到最后没办法呢,因为癌细胞的干细胞出来了,又生成新的癌细胞。我们俩从思想上不赞成化疗。放疗还稍微好一点,放疗它是局部的,化疗是全身的,副作用很大,不能吃不能喝,把人整个打垮了拿什么来抗癌。

 

 

还有一个美国人,患前列腺炎,美国前列腺炎患者很多,前列腺癌发病率也高,他不愿意手术,到很多医院没看好,到一些中医诊所也没看好,他妻子是台湾人,听到广播上讲我们治病的事,就让他找我们试一下。来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睾丸抽疼,后背也抽疼,一直抽到屁股上,晚上疼得更厉害,睡觉都睡不成。我辩证,肾阳虚,就用八味地黄汤加味,补肾活血,一次比一次好,最后完全好了。成了朋友了,他说我们有的医学专业词语翻译得不准确,他给我们重新翻译,录好带子给我们拿来。

 

 

美国人很敏感,也很认真,你给他说下午四点晚上十点吃药,他一定不会在别的时间吃。你给他说加300毫升水,熬出来150毫升,他绝对不会给你吃155毫升。他们很严格,很认真,我们俩愿意给美国人看。有的美国人自己说喝中药是捏着鼻子往下喝的,中药苦但是它有效,他们愿意吃。

 

 

还有一次是个南韩人,口眼斜,南韩也有中医大夫,叫韩医,给他看不好,来我这九次,治好了。我们看的口眼斜的没有超过十次的。他就奇怪了,想不通,南韩大夫一次给他扎二百多针,还治不好,我一次给他扎七八针、八九针效果这么好。我说我也想不通你们南韩大夫怎么给你扎二百针呢。

 

 

有一个波多黎各人,类风湿,手也变形了,家务都不能做了,我就给她针灸、吃药,结果她给我讲手变软了,也能做家务了。还有从波多黎各来一个病人黄疸、腹水,西医诊断说不清,可能是肝萎缩,B超下还找不见肝,我给吃了茵陈五苓散加减以后,水消了,黄疸退了,人很精神,能吃能睡,但是西医还是找不见肝脏,我想不通这个道理但确实有效,肝脏找不见但是人也能吃能睡,中医的疗效真是非常神奇。

 

 

所以我老给学生讲,医生看病,绝对不能在疑难病面前退缩。我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天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认识的病。不管是什么疑难病症,我都要千方百计进行治疗,绝对不能畏难退缩,要给病人传递一个正能量。病人信心增加了,医患合力,这病就可能治好。如果一见疑难病人就往后退,表现出畏难情绪,病人一看这大夫没信心了,他就更没信心了。张老师老给病人讲精、气、神不能倒,我们大夫也精、气、神不能倒,见疑难病往后退那不行。

 

 

所以我想给咱们学生讲,中医来自于几千年的实践,是好东西,同学们选择学中医没错。钱学森大科学家讲,二十一世纪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要往中医方面靠,不是咱们中医往西医上面靠。西医现在所谓的内稳态就是咱们讲的阴阳平衡,人体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内经》讲亢则害,承乃制,任何事物不要过亢,过亢就是病了,平衡了就好,咱们调整人体的平衡,就像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有促甲状腺激素,也有去甲状腺激素;有促肾上腺激素,也有抑肾上腺素。一个不存在另一个也不存在,人身就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互相之间、脏腑之间也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咱们医生的治病目的就是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调整,达到新的平衡,恢复人体自身的正常状态,而不是用外来药物替代人本身的某些功能。

 

 

从咱们来看,西医的许多治法是值得商榷的,像治老年性前列腺炎,一味用抗菌素加雌激素,把病人吃得一塌糊涂,许多人病没有治好,阳痿了,看来是不妥的。中医的治疗思路是要通,通了之后,尿也通了,就好办了。这个病主要是不通。我们看到美国病人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药不妥造成的,大量的化学药品在那儿吃,一顿吃一把药,拿一个盒子十几个格子,这个吃一片那个吃两片。吃到后期整个人功能退化,伴随的副作用显现,看消化系统疾病因用药带来心血管疾病问题,消化科医生建议去看心血管医生,看心血管疾病出现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医生又建议去看消化科医生,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有一个病人是南卡罗来那州的,因为用药引起甲低,十几年坐下起不来,想起来一定要让人扶一下,失去生活信心,我给他吃药,补肝肾的,一次比一次好。

 

 

另外一个女患者来就诊,说不想活了,性欲减退,疲乏无力,整个人没精神,我说你把甲状腺素片减量,我给你吃中药,吃了以后一次比一次有效果,她说和以前比简直是两个人,心情也不一样了,对于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西医只是给甲状腺素片,治疗太单纯了,太局限了。所以咱们中医大有可为,中医走向世界是必然的趋势,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把中医传承下来。

记:中医药在美国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呢?

石:

中医在美国的现状是:美国政府不承认中药,中药是当作食品添加剂来管理的,所以中药店和食品店在一起,是放在食品店里卖的。但是不影响我们使用,因为我是开中药方子的,给人开中药方子等于给他一个建议,你用不用你自己定。针灸已经得到了大部分州的认可。美国五十个州,原来是三十多个州立法承认针灸是一个合法的医疗方式。现在已经四十多个州立法承认针灸了,也纳入医疗保险了。我们用中药政府不干涉,只要有疗效群众就欢迎。但是必须谨慎行事,不能出医疗事故,政府规定不能用的药,就一定不能用,用了就是违法的。但用针灸、按摩一定要有执照才行。他们还是按照咱们中医这一套考,很严格。为了这个资格证、针灸执照。我们可是费了老大的力气。

 

现在中医在美国发展很快,光纽约州就成立了好几所中医学院,学中医的白人、黑人比华人多。找中医看病的人不少,因为许多病西医解决不了,他们自费来找中医看病。

石老大学读书期间就曾联合同学上书国务院为学校的建设献言献策,引起毛主席、周总理对北中医的重视,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解决北中医的建设问题,加速了北中医初期的建设。几十年沧海桑田,石老重返母校之际对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广大中医学子又有怎样的肺腑之言?

石老深情回忆北中医早期建设历程

见到你们我很高兴,我对咱们学校感情比较深,因为创办初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我都有参与,南迁的问题我跟几个同学去南京考察的。学院刚建立初期,办学条件很差,困难很多。当时19566月决定办学院,9月就开学了。那会学院放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托管。学院当时只有四位老师,一位教职工,加一位副院长,就把学校办起来了。当时没有桌椅板凳,每人发一个小马扎,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坐在小马扎上以腿代桌子在下面听课。讲完课小马扎拿走,教室空空的。开学近一年了,还是只有一个小马扎。

 

 

我就和几位同学联名给国务院党中央写信,反映学院的困难情况。中央办公厅19572月份的时候给我们回信,说你们反映的情况,中央领导已经看了,很重视,正在责成有关部门解决。后来国务院二办副主任范长江同志召集我们学生代表去国务院开会,听取我们的意见。这是我作为学生代表第一次进中南海。1957年的66号,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同志召集北京市副市长、高教部、卫生部、学院的领导在国务院开会,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参加了。会上研究方案,提出怎么解决现状。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的会是为周总理决策做准备的,总理是19576月十几号召集这些人开的会。那天中午11点多北京市的王昆仑副市长把我叫过去,我一进他办公室,他正在吃面包,跟我说,总理十二点整召集会议研究你们学院的问题,你赶快给我把学校的情况汇报一下。同时还跟他秘书说赶快把市卫生局局长也叫来,跟我汇报一下情况。总理要求非常严格。我当时还傻乎乎的问王市长,这会议我们能不能参加。王市长说会议结果一定会让你们知道的。在那个会上,总理明确表示:北京中医学院一定要在北京办好;教材问题、教师问题由卫生部负责解决,教师可以从全国调,哪里有好大夫、好老师都可以调过来(所以秦伯未、任应秋这些大师,都调到了学院);校址问题由卫生部和北京市协同解决。最早他们也想把学校放在和平里这边,后来一看都是农村的地方,离城市很远。那会城市就是二环以内的。和平里这块,全是农田,所以协商了一下,就把人民大学的海运仓那边的地方给我们了,也就是现在咱们东直门中医院那里,以前是国民党时期朝阳大学的旧址。海运仓的中医研究院那个白楼,是1960年中央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到1962年建成,咱们学院就落户在那里。

 

 

我们这一届同学进校时是123人,有些同学因为身体等原因没有能毕业。我们是19621020号下午三点拍的毕业照,照相的相片上是100人,以后落实政策又给五位同学补发了毕业证书,所以拿到毕业证书的大概是105人。我们那个集体是可爱的集体,各方面人才都有。我们的篮球在北京城区大学比赛中获得过冠军。我是篮球队的队员。王沛、傅世垣、晁恩祥、苗思温、张济这些都是篮球队的主力。王沛是篮球中锋,排球扣球也很厉害的。多才多艺的同学很多。咱们学校好多的运动项目的校记录相当一部分是我们首届创造的,据说有的纪录现在还没被打破。包括晁恩祥创造的百米跨栏记录,王沛创造的铁饼记录,好像是近几年才被打破的。

 

 

我们在城子矿实习时,编了个节目《红色的小中医》,自编自演的,效果很好。在人民大会堂为群英会的代表和中南海的8341部队演出过,《北京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都登载过。我们这一百多人都是铁杆中医,没有一个转行换专业的,中医思想都是很牢固的。这次选国医大师,晁恩祥,吕景山,李士懋,这都是我们这一届的。这30位国医大师我们占了3个,这说明学院前几届办学是很成功的。石老对于母校的两点期盼

咱们学校现在是全国的中医药大学中教育部的重点大学,在中医界来说是举足轻重的。

 

 

对于母校的期盼,我想第一点,就是要出高级中医人才。高级中医人才第一条就要运用中医手段能看病,看好病。部队现在提出来能打仗,打胜仗。我们提出来:你能看病,看好病!不是光把病看了随便应付个方子,有的高年级学生连个小柴胡汤的汤头都讲不上来,这怎么能成呢,一问三不知。你要把病看好了,这才是高级中医人才。中医没有临床实践,搞教学、搞研究是搞不好的。

 

 

第二点,除了出人才,还应当出成果。出人才和出成果,这是学校的两个任务。因为中医太复杂了,要出成果比较困难一些,但是不等于不能出。钱学森先生讲:科学发展到今天,还没有达到能把中医说清楚的地步。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不是想出什么成果,我建议你们不要丢掉它,把它先继承下来。所以我想像咱们学校,各方面比较全,应当结合临床搞些研究。例如湿疹在美国很多,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但中医治好很多。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前列腺炎、腹泻、妇女带下症都与湿有关,我们就想湿到底是什么?1960年协和医院的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和我交谈过,他说中医的湿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假如我们能把湿是什么说清楚,就是一大成果。咱们现在的研究是全部按西医的要求的,试图以西方医学科学中产生的只适用于西方的方法来重新评价中医学,这是不合理的,必然导致失败。这种试图等于是在白天观察星星,在无月光的黑夜观察乌云。尊重和应用中医学方法来证实和应用这门科学中成熟的合理的资料,这不是复古,而是基本逻辑的必然需要。这是一位西方科学家讲的话。钱学森先生讲过,将来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

 

 

现在咱们就是要结合临床搞一些研究,例如原来上海的邝安堃教授,他是研究高血压病的,他发现阳虚的时候,细胞内c-AMP降低了,阴虚的时候,c-GMP降低了,这就是新的发现。还有吴咸中教授,是搞急腹症,天津医学院院长,第一批国医大师,他学了中医以后,研究治疗胰腺炎,用清胰汤,实际上是大柴胡汤的变方,有一部分急性胰腺炎就可以解决。急腹症肠穿孔以后不是像原来的概念都必须开刀,有一部分把针灸、中药用上,可以不开刀,这也是成果。若想真正地拿出什么东西,因为中医太复杂,比较不容易,但是不等于不去搞,一定要搞。因为大学科室齐全,设备高级,人才聚集,应该综合地研究些东西,并且也可以联合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北大、清华等单位协作研究,搞些东西出来。

 

 

我常想,人的脑细胞有一百亿到一千亿个,每一个脑细胞等于一台电子计算机,所以人的脑子等于一百亿台到一千亿台电子计算机连起来的功能,(张老师:联机工作)太复杂了,所以钱老提出来的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它不断地变化着,若要拿小老鼠来解释生理功能,简直不可想象。在卫生部办的学习班上,北大的教授给我们讲,被人碰一下,回头一看这么个简单动作,身体里面起码起了十万个以上的化学反应。前几天报纸上讲,药物研究所的专家讲,熬了一付药,里面有一千多个成分。我听兰州大学化学系分析,当归有一百三十多个成分,四物汤在一块儿多少成分,谁能讲得清。一付药十几味药加起来,起码一千多种药物成分以上,所以按照西方的要求,把所有药提成单体,这东西有什么功能,那东西有什么坏处,要想讲清楚,太难了。石老和张老谈中西医结合

石老:几千年来中医药是我国人民防病治病的主要办法和手段,对于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和民族的繁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西医传入我国百余年,对于中西医结合,毛主席当时指出这是一种愿景。中医做到主治医这一级,定了科以后,可以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跟上个西医专家学习一下西医的有关检查治疗。比如我的同学王永炎和吕仁和他们曾经跟西医的有关专家学了一段,西医能诊断的我也能诊断,你懂的我也懂,我得出的西医诊断谁也否定不了,但是我的中医思维转不了向,治疗时仍然能以中医为主。类似这种经历的人全国也有不少。

 

 

中西医结合我不反对,从长远来讲这是一个远景,西医有它的长处,设备、检查中医院可以用,但是用了以后你不能跟上那个检查跑。我看病的时候把西医诊断和中医诊断弄清楚,开方子的时候把西医诊断抛开,按中医辩证处方。其实咱们相当一部分中医跟着西医跑了,我在住院期间,一个老干部冠心病,他说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我把病历一看,就是咱们治疗冠心病的那些套方,一派活血化瘀药,他让我给他看,我说你是住院病人我不能给你看,他就出院了,来找我看病,我一看脉弦大有力,舌苔又白又厚,肚子又胀,吃不下饭,大便还不通畅,我就用大柴胡汤加减,吃了几付以后,第二次叫我看,舌苔退了,大便通了,想吃东西了,心前区也不疼了。中医你得辨证施治,但现在中医院里有的医生也是不看舌头不摸脉,就给你开方子。作为一个中医已经西化了,跟着西医跑着,能有好结果?能有好疗效?

 

 

 

张老:什么叫中西医结合?谁能给这个下个定义?不是说中医院有了现代的仪器设备、有了化验、检查结果,开点中药这就是中西医结合吗?这个东西值得思考。

 

 

所以中医学院的中医授课老师,一定要有中医的临床经验,比如说秦伯未、任应秋等老前辈,他们既有实践又有理论,谁敢怀疑他。我崇拜还来不及呢,我从内心来说崇拜他们。他们讲的你说谁能不听,那一定得听着,生怕他们说的一句话我没听见,总害怕听不清漏掉了,实际上你听他们讲一次课以后你脑子就清楚了,秦老讲《内经》,讲完以后你不用复习,脑子里清清楚楚。

 

 

我们希望多学科联合起来,用现代一切先进的手段和方法来研究中医,希望将来有一天让中医的理论能像现代的网络系统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像电脑、手机等体现出来经络的存在。

 

石老给北中医学子的中医箴言

 

应该怎样培养自己的中医兴趣和提高中医水平?

 

 

最重要的一条——早实践、多实践。所以我就主张从一年级开始就见习,每周至少安排两次见习。因为西医有实验室,用显微镜一看,细胞、细胞核、细胞膜看的很清楚。那中医的阴阳五行在哪儿看呢?都在病人身上呢。不见病人,什么阴阳五行、四证八纲,都是空的。同学们如果看不见中医的实践,没有中医的概念和思维,最后造成没有中医的专业兴趣,是记不下中医的。假设从第一学期开始安排见习,一礼拜安排两次去跟上老师看病去,抄方子去,抄与不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师带徒出来临床实践水平高呢?临床实践多呀!所以学院应该考虑像我们前几届的课程安排,进校后经过一段实践,中医思想在学生脑中形成了,再安排西医课程,我们是56年进校,直到59年实习以后才安排西医课程的,中医思维确立了,西医也学的比较好。所以我就觉得学校可以把建校之初前几期培养的学生召集起来,研讨研讨,看大家几十年来有什么体会,有什么看法,进行教学大纲的修订。

 

怎样成为好中医

这大家都知道的,学经典,跟名师,多临床。朱良春先生主张的是勤阅读,多临床,创新章。名师是有限的,跟不上,找个老中医跟上也行。把经典学好,这是基础。学经典一定要下功夫的,是我们每个中医一生的必修课。

 

 

重视对药材的识别和学习,防止医药分家

 

中医一定要懂中药,要去认药。治好病人需要好大夫、还要好药材。药材好坏直接影响到疗效。我懂中药就带来好多的益处。我俩在美国,自己进药,药一拿到手我就知道这药是真的假的、好的坏的。由于地方口音不同,把药名有时候念转音了,或者运输过程中弄错了,我一看就知道了。不但对我治病上,而且对我工作上益处很多。我当卫生厅副厅长时管的是中医、药政、科研,药政这一部分我就心里有数,我去检查药材时伸手一抓,真的假的我都看出来了。那段时间,我们审批的药没有一个假的。像抗癌的“扶正冲剂”,那是我亲自签字批准生产的,我一看是黄芪、女贞子,一阴一阳,实验说能提高免疫力,有抗肿瘤作用,当时报的材料还欠缺一点,我说可以批准先生产,后面补材料。我们批的健字号的药品全部转成准字号的,没有落一个,据说别的省有的只能达到百分之二、三十。

 

我们在北京出诊,建议医院的药房主任,进的大黄我们一定要甘肃的“西大黄”,结果拿来一看药材是真的,加工比较粗,切得那么厚、那么大,砸也砸不动,切也切不动,你熬药有的人连泡都不泡哪能熬出来,根本出不来药效。炮制加工很重要,直接影响疗效。我们在美国,用的黄芪是纵切的片子;像薄荷叶、荷叶、还有淫羊藿这些叶子,都是一片一片的叠成沓,咱们这都是一堆。所以对学生,一定要让他学药、抓药、认药、知道药,炮制加工要知道,认得药与不认得药不一样。

 

第二届国医大师金世元先生,北京市的,他本来就是搞药的。这类人才太少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现在咱们炮制的药和古人比起来差得太远了,古人炮制很精细,现在中药使用起来效果差与炮制有关系,像香附有用醋炒、童便炒、酒炒,熟地黄,要九制,制了九次才能用的。有的药根据主治不同炮制各异,治肾的往下走的用盐炒,治肺的用酒炒,有些用姜炒。每付药的每一味药炮制到位,那拿出来能不见效吗?

 

中药的炮制加工太重要了,是改变性质的。你像现在报道说何首乌有毒,只能吃一克、两克,不科学,用何首乌拿小老鼠做实验说有毒了,人家炮制了,拿酒,黑豆蒸了,起什么作用,到底还有没有毒?还有和别的药一配伍,和人参放在一起,和枸杞子放在一起,它又起了什么变化?要讲有毒没毒,必须把这都讲清楚。光拿个生首乌去实验,说它有毒,是不客观的。单味生首乌用的很少!